—家庭婚姻案例—Family marriage Case

案件特点

离婚及分割财产，孩子抚养权，婚内房贷，一次离婚

案情简介

朱某（男）和唐某（女）在大学相识相恋，大学毕业后二人领证结婚并诞下一子。然而，或许由于感情基础不牢、二人未彼此深刻了解等原因，婚后生活可谓一团糟。唐某从小生长在离异家庭，只有母亲陪同唐某在上海生活，但二者关系并不融洽。唐某嫁给朱某后，二人同朱某的父母共住，孩子也主要由朱某的父母来带。后，朱某与唐某发生矛盾，唐某带着孩子搬离朱某一家的房屋，回到母亲在上海浦东的房屋里居住，也不让朱某来看孩子，但每月仍要朱某为孩子支付开销费用。

朱某一方面与唐某感情已尽，另一方面见不到孩子心急如焚，便来委托律师。朱某告知，孩子目前不满2周岁，且在1岁以前都由朱某及其父母抚养。朱某每月收入仅2万元，而唐某每月仅5千余元。另一方面，唐某性格古怪，脾气极差，常有骂人及动手的情况。朱某在婚前有一套位于静安区的房屋，即朱某一家的房屋，系婚前购买，但婚后仍在归还贷款，房屋虽然登记在朱某名下，且用朱某名义还贷，但每月均由朱某的父亲打款给朱某，朱某再还款。另外，朱某在婚后购买了一套位于浦东的房屋，首付款由朱某负担，还贷也是朱某公积金归还，房屋登记在朱某与唐某二人名下。朱某提出其对于房屋等财产可以做适当的让步，但希望能够获取孩子的抚养权，其也知晓孩子目前尚属年幼，男方想要争取或存在较大难度。

我方在介入后，指导朱某先想办法让孩子回归自己身边，再准备朱某在购买两套房产的合同及付款、还贷记录，以此证明房屋出资情况及夫妻感情破裂的证据，材料均准备完毕后向法院提起诉讼。

庭审程序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多次询问目前孩子的抚养情况及财产情况，在面对证据的情况下，唐某只能认可，法院也随即确认房屋的权属归属朱某。对于孩子问题，虽然女方在孩子年幼时能更多地在抚养权的争夺上获得优势，但本案最终法院认定由男方抚养孩子将对孩子的成长较为有利，故将孩子抚养权判决给朱某，整个案件可谓大获全胜。在获取判决之后，我方与朱某沟通，虽然法院支持了朱某的全部诉讼请求，但毕竟双方夫妻一场，是否愿意对唐某进行一些补偿，朱某也表示愿意，最后朱某私下支付唐某50万元作为自愿补偿，本案得以圆满结束。

—房地产案例—Real estate case

案件特点

房屋租赁合同，中介代租转租，房东诉中介，房屋漏水，解除合同

案情简介

赵阿姨拥有位于上海市上钢八村的一套房屋，为方便出租减少麻烦，赵阿姨将房屋直接租给上海某房地产经纪公司，即中介，由中介对外转租，中介每月支付赵阿姨租金，双方于2015年5月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有效期至2019年7月。前几年，双方的合作比较顺利，中介也并未拖欠任何租金。

2019年5月，中介突然不再支付租金，赵阿姨找到中介，中介表示房屋存在漏水，导致中介房屋租不出去了，所以就不付赵阿姨租金了。赵阿姨认为，为了方便其全权委托，在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已经约定所有的房屋的维修维护都由中介负责处理，与自己无关。对此，中介不予理睬并仍然拒绝支付租金。无奈之下，赵阿姨寻求律师帮助。

庭审进程

我方接受赵阿姨的委托，明确表达中介欠付租金数月，已构成根本违约，原告有权解除合同，不仅要求支付剩余租金、房屋使用费、没收押金，更要求立即归还房屋，即使止损。中介仍然抗辩称房屋漏水是导致其不愿支付租金的原因，但通过法庭辩论，法院充分采纳我方的意见，即合同约定由中介负责房屋维护且房屋漏水并非中介不付房租的理由。最终认定中介为根本违约，赔偿相应损失。

—刑事案件案例—Criminal cases

案件特点

诈骗罪，涉案金额巨大，上海地区，取保候审，检察院不起诉

案情简介

郑某（女，存在限制性智力障碍）急需用钱进行投资，鉴于郑某的智力障碍问题，郑某的父母不支持郑某进行投资，故不愿把钱给郑某。郑某恰逢在网上结识方某，经方某介绍，郑某认识了徐某。郑某想问徐某借钱，但徐某提出需要担保，郑某就打算将家中正准备出售的房屋的房产证，但郑某父母知晓了郑某的行为，不愿将房产证给郑某。在方某的唆使下，郑某在外伪造了一本房产证，该本房产证上所有的信息均为真实信息，但房产证本身是伪造的。通过该本伪造的房产证，徐某借款30万元给郑某，并约定借款期限及利息，郑某拿钱后用于投资。然而，郑某因投资失败，从而无法归还。徐某多次向郑某催款无果后发现该房产证系伪造的，遂报案。郑某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

郑某的父母知晓女儿出事后，找到我方。我方在会见完郑某后即刻建议郑某的父母找到徐某，并向徐某说明郑某智力残疾的情况，并向徐某赔礼道歉并归还部分借款。徐某在得知郑某的情况后，也对郑某父母表示同情，在收到部分款项后为郑某出具了谅解书，请求公安机关对郑某不追究刑事处罚。

案件进展

获取谅解书之后，我方第一时间向公安机关提交谅解书。期间，我方多次与公安机关进行沟通，主动说明郑某的个人情况及案发情况，并向公安机关申请了取保候审。公安机关在充分了解情况之后，对郑某进行了智力鉴定，并最终做出了同意取保候审的决定。

在取保候审一年的期限将至时，郑某及郑某的父母收到了检察院不予起诉的决定书，本案得以圆满解决。

—合同法案例—Contract law cases

案件特点

买卖合同纠纷，供货方拒绝交货，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案情简介

2020年新年伊始，新冠疫情全面爆发，医疗物资变得十分短缺。A公司在相关领域具备合法资质的经营主体，其在新冠疫情尚未全面爆发时，向B公司购买了一批药物，该批药物属于防护新冠疫情的医疗物资。购买时，双方达成该批药物以每千克单价为3000元（在新冠疫情未发生时，该批药物价格仅为1000余元/千克），A公司共计向B公司购买500千克，费用为150万元，A公司在签订合同当日支付60万元款项，并于3日内支付完剩余90万元。

B公司在收到全款后，或是由于新冠疫情全面爆发的原因，B公司单方面提出该药物每千克单价需上涨至5000元。A公司无法接受，并当场表示不认可。B公司随即将150万元全额退还，以此表明不再履行合同。

由于A公司已和自己的下家签订买卖合同，如无法交货将产生违约责任。据此，A公司将B公司告上法庭，要求B公司继续履行合同。

庭审进程

我方接受A公司委托，表示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同并未约定任意一方有单方解除权，B公司退还150万元的行为并不表示B公司享有或已经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双方的合同仍未解除。此外，B公司是违约的一方，根据一般的法律规定，即使享有单方解除权也是A公司享有，但现在A公司希望继续履行合同，要求B公司重新交付500千克药物，该诉讼请求于法于情都是完全合理的。最终法院支持A公司的诉讼请求，不仅要求B公司继续履行合同，并判决B公司承担迟延交货的滞纳金。

—公司法案例—Company Law

案件特点

股权转让，支付首款后无力支付，代持协议，内部责任划分

案情简介

沈某与赵某系朋友关系，赵某介绍白某与沈某相识，白某在A公司担任高管，B公司系A公司股东之一，持有公司股份18%。现B公司欲将其在A公司的股权脱手，赵某、白某与沈某商量称，由沈某出资买下B公司持有的A公司的全部股权，之后三人再平分持有的股份，每人各6%。鉴于白某是A公司高管，其对于A公司前景较为了解，沈某在白某和赵某的说服之下，同意先以其自身名义与B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7000万元的价格转让B公司持有的A公司的全部股份，首付款为500万元。赵某、白某私下答应沈某，剩余款项由赵某和白某想办法解决。此外，《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若后续无力支付剩余款项，500万元将不予退还。合同签订后，沈某感觉到赵某和白某对其的态度发生巨大变化，加上沈某本身对于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并非完全了解，故寻求法律咨询及帮助。

我方在详细的分析后，即决定让沈某尽快与白某和赵某签订一份三方协议，确定其中购买虽有沈某与B公司签订转让协议，但实则是三方共有，若后续赵某和白某无力之后后续款项导致沈某支付的500万元被没收，三方应当共同承担损失，在多次沟通之下，沈某与白某和赵某签订了《投资协议》。果不其然，白某和赵某之后无力支付任何款项，导致B公司向沈某发送催款函。沈某随即与白某和赵某联系，但二者始终百般拖延，表示自己和B公司关系好，发催款函只是表面流程，实际上会将500万元全额返回的，等等。

然而，从2018年至2020年，沈某始终未收到任何款项，且B公司持有的A公司股权也已转让并变更为案外人。手足无措的沈某再次寻求我方帮助，我方了解到白某早已从A公司离职。我方随即建议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维权，一方面可起诉B公司，要求B公司归还500万元；另一方面，起诉白某和赵某，要求其共同承担500万元的赔偿责任。考虑到B公司包括管辖及过错责任等客观情况，沈某最终选择后者，要求白某和赵某承担责任。

庭审进程

在向法院充分表达自身观点之后，法官最终采纳我方意见，要求白某和赵某向沈某分别支付166.7万元。

—其他案例—

案件特点

民间借贷，代理一审被告，一审被缺席判决，未上诉，再审翻案，砍头息

案情简介

高某与朱某系同事关系，高某于2015年11月24日出具一份借条，称自己借朱某50,000元于2015年12月24日前归还，若无法归还本金，则每月清算利息，按每月1500元整来计算。另高某出具一份借条，载明收到上述借款。2015年11月25日，朱某通过ATM转账至高某账户44,000元。朱某称，借款到期后，高某未归还，故朱某诉诸法院。然而一审法院由于未能有效送达高某，故最终缺席审理并缺席判决高某返还朱某50,000元本金及按年利率24%标准计算相应利息。

2018年12月，高某前往银行取钱，被告知银行卡被冻结，从而得知自己被朱某起诉并申请强制执行一事，特来委托我方作为其再审代理人。

庭审进程

我方向再审法院释明，高某实则只收到朱某借款44,000元，并非50,000元，借条后收据写的50,000元实际是朱某要求注明的，即“砍头息”，故本案应当认定借款本金为44,000元。此外，我方向再审法院提交了高某与朱某的银行汇款往来，证明高某已全额归还了朱某本金及利息。朱某则辩称，高某提供的银行往来是高某要求朱某帮忙“过账”，除了上述转账外，朱某还给高某现金给付6000元、旅游费用等其他费用7000元，然而其并未提供其他任何证据。

最终再审法院在充分计算双方银行往来账目后，判决撤销原审法院判决并改判不予支持朱某要求高某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